留學日記:在英國當學生代表

  • 2014年 4月 7日
劉韜
我說了一句我想當學代,大家紛紛表示讚許我的公共服務精神之後,也沒有別人反對,就順利當選了。

來英就學不久,就碰到了學校學生代表(Student Rep)的選舉。我過去當過學生幹部、搞過學生運動、管過學生社團,因此對英國的這套體制非常好奇,希望了解更多。於是便拾掇拾掇自己這把老骨頭,上陣選了一把,沒想到還選上了,在而立之年於異國他鄉過了一把校園民主的癮。

我們學校的學生代表分兩個層級,一個層級是全校性的,一個層級是各個教學單位的。

全校性的學生代表主要是學校各類學生的代表,計有黑人學生代表、殘疾學生代表、國際學生代表、非全日製學生(Part-time Student)代表、同性戀學生代表、成年學生代表、為人父母的學生(Student Parents,一開始我還以為是學生家長)代表和女學生代表等八個職缺。

這八個職缺是面向全校開放的,任何人只要屬於相應的群體就可以提名自己成為有關代表候選人,全校學生針對所有候選人進行投票,因此競爭異常激烈。

今年國際學生代表有了驚人的7個候選人,選戰打得精彩紛呈,一個香港女生組建了一個專門的競選班子,自己則抓住一切可能和學生見面的機會積極推銷自己,還和其他職缺的候選人結成了選舉聯盟互相勸自己的支持者為對方投票,最終如願折取蟾枝。

相比之下,各個教學單位的學生代表的選戰則要簡單的多。全校每一個教學單位(院、系或中心),都會根據課程、學級(本碩博)來選出學代。也就是說,每一個課程(program)都會有各自的本科、碩士、博士的學代,而且本科生還會根據大一、大二、大三(英國本科三年制)選出學代。

籠統算算,學校在這個層級的學代職缺,有150人之多。而這個層級的學代,只有相同學院相同課程相同學級的學生才可以互選,因此相對而言競爭激烈程度小很多。

比如說我這個學代,就是系裏學發展學的博士生聚在一起喝咖啡的時候,我說了一句我想當學代,大家紛紛表示讚許我的公共服務精神之後,也沒有別人反對,就順利當選了。

兩個層級的學代在工作上各有所司、也互有合作。校級的學代主要是和學生會合作,關注各種人群的福利問題。

院級的學代則主要是參加院務會議,就學院的教學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兩個層級的學代會一起組成一個統一的學代會,然後分成不同的委員會,參加到學校層面的各種治理工作去:比如財政委員會就會參加學校的財政會議,與校方討論學校的預算決算;而發展委員會就可能參加學校的戰略發展委員會,與校方一起討論學校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戰略。

我自己作為學代,在最開始的時候很為這套體制所驚懾。比如說在院務會上,學代們和院方就學院的教學安排進行了非常深入的討論,上到教學計劃(比如哪一門課該在什麼時候開),下到課堂安排(比如教室的桌椅數量),都會在會議上得到討論。我自己讀博之前在大學教書,任教的單位向來以開明著稱,但是在教學計劃上也無非是教研室主任定個初稿,老師們一起討論修訂。讓學生參與制定教學計劃?——簡直是天方夜譚。

但是幾次會議之後,我發現了這個事情有點兒不對勁。首先是學代即便參加了各種會,但是能實現的改變很少。比如說我幾次反映學院裏沒有給博士生提供足夠的辦公室,我們作為博士生要擠在一個大工作間裏一起幹活,既不方便、也不合理。

每次得到的答覆都是:嗯,這個事情很重要,我們一定會和有關方面溝通,爭取早日解決,然後就再也沒了下文。後來我和一個留校任職的學長說起這事兒的時候,這個學長向我吐個舌頭,說:「十年前我在當學代的時候就已經說過這事兒了,他們當時就是這麼答覆我的。」我聽了頓感哭笑不得。

事實上,學生作為學代,想要在學校公共事務上發揮影響,殊為不易。首先是即便學生在各種會議裏有一席之地,但是能實現的僅僅是發聲而已,真正的實務還是把持在各種官僚手中。

其次是官僚體制對付學生的要求,有天然的優勢在,一則學生不熟悉各種規章制度,官僚們很容易用這些條條框框的東西打發學生;二則是學生們不斷流動,官僚則始終如一,只要一個「拖」字訣,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學生的要求了。

這套體制,更大的問題,在於以一種看似合理的制度,把許多存在的問題和改變的嘗試都給扼殺了。學生們每每想起什麼事情,有的過一段時間自己就忘了,有的沒有忘的就去找學代。

結果學代變成了信訪辦主任:一方面要解決回應學生的訴求(「擺平」),另一方面還要到官僚體系中尋求回應(「理順」),結果是夾在學生和校方中間,把自己拖入一個難以抽身的泥沼。

最重要的是,當「參與」沒有辦法實現改變,而僅僅是給人們提供一種心安理得的借口的時候,參與就不再是「治理」(governance),而成為了一種「治理術」(governmentality)。

我就學的學校向來以激進的學生運動著稱,結果邁入新世紀之後也是越來越平淡,學生會也逐漸淪為廉價啤酒的零售商。這個現象,大環境上當然與學生運動大潮褪去、大學生身份土崩瓦解等等的影響有關,但是像學生代表這種「參與」制度究竟在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非常值得思考。

就我個人的觀點,我認為「民主」在當代最大的危機,恰恰在於我們陷入了一種「參與假像」中,在這種假像中人們似乎確有機會實現參與、發揮作用、成就改變,但事實上面對龐大的官僚體制和無處不在的資本主義體系,真正能實現的其實非常有限。如果不能消除參與假像,那麼民主最大的作用只是在以大多數人都心安理得的方式維持穩定,真正急迫的問題卻長期被忽略,人們也就在這種心安理得中越陷越深。

(責編: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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