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鸿:我的头巾谁做主?

  • 2014年 9月 5日
BBC记者沙玛·卡里尔
BBC记者沙玛·卡里尔

穆斯林国家,妇女的头巾有着重要的象征性意义。BBC记者沙里尔回忆自己戴上头巾、摘掉头巾、再戴上头巾的心路、历程。

通过我们家那些1950、1960年代的老相册,也能看出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这并不仅仅是通过男人看出来的—许多男性亲戚都穿着军服,而是通过女人。

你看那几张,她们穿着短袖连衣裙,腰部收得很合身。几个年轻一些的女性,裙子居然短到膝盖之上。还有,瞧瞧她们的发型!

我的姨姨、婶婶和她们的朋友就算只是出去购物、去上学,都梳着精致、美丽的发型,看照片就像是看经典怀旧的美容杂志。

时过境迁。到了1980、1990年代,更严厉的伊斯兰瓦哈比教义不断流入埃及。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工作的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将瓦哈比带回了祖国。

伊斯兰政治运动的根据地也不断扩大,最明显的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没多久,我们家所有的成年女性都戴上了头巾(hijab)。

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人是不是必须戴头巾?这个辩论漫长、复杂,有时候甚至充满敌意。

1960年代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家人
1960年代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家人

《古兰经》中有一段经常被人提及,其中敦促穆斯林妇女盖住头部和胸部一部分。但是,伊斯兰学者对其有不同诠释。另外一点无法他们达成共识的是先知穆罕穆德的一段讲义,其中,他指着妇女的面部、手部,意思是除此以外的其他部位都应该盖住。

我直到20多岁才开始戴头巾。并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不过此前好几年,妈妈一直向我施加压力。

沙玛•卡里尔外出报道
沙玛•卡里尔外出报道

妈妈会问,“你还等什么呢?要是你碰上事怎么办?”她会指着我身上的体恤衫、长裤接着问,“你就准备这样去见安拉?”

有时候我会点点头、笑一笑走开。有时候,我会和母亲争辩。

但是,我内心深处已经被打上烙印:戴头巾是应该的、正确的。因此,在2002年年底,我决定到了该“干点正事”的时候了。

此后10年,我搬到伦敦、开始在BBC工作,其间一直戴着头巾。

沙玛•卡里尔:我是BBC记者
沙玛•卡里尔:我是BBC记者

我的信条是,“我是BBC记者,而不是戴头巾的BBC记者。”

我走上银屏后,BBC以外确实有人“挑了眉毛”,“BBC怎么能允许戴头巾的女人外出报道?”所幸的是,我的主编从来没觉得头巾是个问题。

去年,我经历了一段非常个人、非常隐私的历程,反思我信仰的许多方面:教义、规矩,我的做法是出于虔诚还是习惯?

个人信仰我想公开展示到什么程度?最后,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最严厉的质疑:摘了头巾,我就不那么穆斯林了吗?

我得出的最终答案是:不会。

犹豫了好几个月以后,我决定摘掉头巾。我用了好几个小时才收拾完毕,到了该戴上头巾的时候,我没戴。

2011年埃及革命期间的开罗女人
2011年埃及革命期间的开罗女人

10多年了,我第一次开始考虑发型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些白发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

该出门的那一刻非常困难。我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出家门。我不停地回头照镜子,不停地反问自己,你确信吗?

最后总算走到大街上,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数不清的念头。也许,上帝会惩罚我这样做?大街上的人会不会盯着我问,“沙玛!你干什么呢?”

当然了,这都只是想象。大多数朋友、家人、单位同事虽然可能感到好奇、但都很支持。有人表示失望。社交媒体上还有人批评我放弃宗教信仰。

开斋节期间的巴基斯坦妇女
开斋节期间的巴基斯坦妇女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还是穆斯林,只不过不那么“表面化”了。

让我感到最害怕的反馈来自家人。一位亲戚打电话给我说,“安拉,你是我们的主人,你是我们的归宿。”

这段祷文通常是在有人死了、或者在发生大灾大难的时候才会用。

现在,我刚刚度过的不平静的这一年又增加了一个新挑战:我换了工作,出任BBC巴基斯坦记者。

在巴基斯坦一些更保守的地区,出于文化、安全原因,我还要戴头巾。

真好笑。我总算鼓足勇气摘了头巾,现在却要又戴上----至少部分时候。

还好,我没有把原来那些头巾全部扔掉!

(编译:苏平 责编:尚清)

BBC在世界各地派驻的大批记者在密切跟踪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的同时,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了解所在地区的人文、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情况。《记者来鸿》栏目就是这些记者从世界各个角落发回的随笔、感想,希望这个栏目可以成为您了解世界的小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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